“素有‘科学证据’之称的司法鉴定,由于其过度市场化、趋利化、企业化的倾向和趋势,早已成为司法掮客和腐败的温床。”近日，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汤维建在全国政协十二届四 次会议的小组讨论时公开表示，我国应该加快推动司法鉴定法治化进程，构建统一的司法鉴定体制,尽快制定《司法鉴定法》，为此他还专门提交了提案以促进此事的进展。

　　据记者了解，迄今为止，我国关于司法鉴定在法律意义上的规范性文件，还是2005年2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的《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》(以下简称《决定》)。

　　然而，在司法实践中，截至2014年底，我国经省级司法行政机关审核登记的司法鉴定机构共4902家,司法鉴定人员共计55290人，2014年所办理的鉴定案件达185万余件，占所有案件的13%左右。而且上 述3个数据仍在逐年增长。司法鉴定早已成为司法活动中的核心环节之一。

　　根据汤维建的提案，已经实施10多年的《决定》早已被如今司法鉴定的发展远远甩在身后，“《决定》仅仅只有18个条文,内容较为粗疏,可操作性不强。   　　尤其是，该《决定》自实施以来，情况 已发生很大变化，包括刑事诉讼法、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在内的程序法规相继进行了修改和完善,《决定》中的很多内容已不能满足实践需要。这些情况都要求《司法鉴定法》应列入立法规划，并尽快 推出。”汤维建表示，《司法鉴定法》所要达到的主要目标,是建立健全司法鉴定统一管理的体制和机制，取消司法行政管理部门以外的各部门对司法鉴定的管理权，将管理司法鉴定人员和机构的权限统一 纳入司法行政部门的职权范围。同时审核清理各地方所制定的有关司法鉴定管理方面的法规和规定,加强对司法鉴定的全国统一协调管理,消除对司法鉴定管理所出现的政出多门、管理无序的状态。

　　为此，民主与法制社记者专访了汤维建，深入了解他对我国司法鉴定环节存在的种种问题的看法与建议。

一、体制混乱，“黄牛”丛生

　　记者：您今年向全国政协提交了一份呼吁尽快出台《司法鉴定法》的提案，请具体介绍一下您的想法和初衷？

　　汤维建：其实，这个提案不是今年新提出的，去年我就提交了一个这样的提案，只不过目前还没有落实，我想坚持下去。

　　之所以提交这样一个提案，就是想要完善我国的司法鉴定制度，惩治司法黄牛，尤其是鉴定黄牛。

　　通常票贩子、号贩子都会被社会所熟知，但是公众不了解的是，在司法鉴定领域目前也存在着大量的黄牛。比如，北京各大医院附近就有好多。他们专门打听医院是否有医疗事故，一旦发现，就跟患者 家属讲“要打官司，我来帮你去搞鉴定，搞一个医疗事故的鉴定，责任都是医院的，打赢官司之后，我们三七分成，或者四六分成”。

　　我定义这类人为鉴定黄牛，它实际上和鉴定机关是有联系的，可以通过一些违规手段拿到他想要的鉴定结果，这样的行为严重扰乱了司法秩序，也客观造成了许多司法不公的现象发生。

　　记者：您认为造成这些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什么？

　　汤维建：我认为，造成鉴定行业混乱的根本原因就是目前鉴定管理机构部门化，管理体制混乱造成的。

　　目前，除了物证鉴定，比如，脚印、指纹等鉴定统一归司法行政部门来管理外，其他的行业鉴定基本处于失控状态。

　　比如说，医疗鉴定由卫生部管，工程鉴定由城建部门管，知识产权鉴定由专利局管，这些有可能决定一个案件成败的关键证据由一个利益相关方来管理，就肯定会造成大量的司法不公的情况产生，这是 毫无疑问的。

二、司法鉴定改革诸多政策落实不到位

　　记者：您说的问题的确存在，但2005年全国人大出台的《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》早已开始对司法鉴定施行社会化改革，是不是这些问题仍没有得到解决？

　　汤维建：的确，在全国人大出台相关改革方案之后的10年，司法鉴定机构一直往社会化中介组织方面转型，这个改革的方向无疑是正确的。但是，从这么多年司法鉴定的实践过程中看，许多改革的举措 并没有落实到位。

　　比如，检察院与公安局的鉴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。

　　我国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的鉴定往往打着工作的需要、保密的需要一直在进行着部门化的管理，这就会导致我国刑事案件证据鉴定工作一直是自侦自鉴、自公（公诉）自鉴。

　　这样的工作模式一个最大的弊端就是，很难真正对鉴定形成制约机制，也就会导致大量的冤假错案产生。

　　比如，2013年被平反的张氏叔侄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。

　　这个案件的侦查员叫聂海芬，她的业务能力很强，但是却在张氏叔侄案中的鉴定环节出了问题。

　　根据现在公开的信息，当时聂海芬在侦办案件时已经发现了疑点，就是受害人的指甲里面有一些血迹。她对这些血迹进行了鉴定，发现结果并不能与犯罪嫌疑人对上号，这其实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疑点 。但是，她为了急于破案，在办案材料里，并没有采纳这份鉴定结论。

　　这就是目前我国部门化鉴定体制产生的重大问题。如果说由一个第三方的鉴定机构来做这个鉴定，侦查人员还能对这个鉴定结论无视吗？

　　现在回头来看，好多冤案都是这样产生的，包括备受瞩目的呼格案也存在这样的问题。

　　记者：我国目前司法鉴定改革，除了政策落实不到位，还存在着哪些问题？

　　汤维建：我认为，目前我国的司法鉴定体制除了社会化改革还远远不够，还一定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司法鉴定管理体制，加大对鉴定机构的财政投入，要确保司法鉴定机构的公益化色彩，这也是我国司法 鉴定体制中存在的另一个大问题。

　　如果鉴定机构过分社会化，就一定会导致许多鉴定机构以盈利为目标，这绝对是与司法鉴定的初衷相背离的。比如，许多工程建设纠纷，法院目前通常会按照工程鉴定机构的意见审理案件所涉及的财产 问题，因为法院对于许多工程造价的东西不懂，他就只能按照鉴定意见来。

　　然而，这里边就会产生许多猫腻，因为我国目前工程造价的鉴定机构就是社会化管理，那就一定会存在大量的花钱买鉴定的情况存在。

　　结果呢，一个案件，双方当事人会通过一审、二审、再审等程序弄出好几份鉴定结论。我就见过一个工程纠纷，双方当事人拿出六份鉴定结论。最后，法院也不知道该采用哪份为准，只能按照最后一份 鉴定结论的意见办。为什么按照最后一份？因为出具最后一份鉴定结论的机构行政级别最高。但是，行政级别高，就意味着结论一定准确吗？这个值得深思。

三、司法鉴定行业相关立法亟待出台

　　记者：您对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有什么具体意见？

　　汤维建：我认为，司法鉴定机构应该与仲裁机构、公证机构等一样，属于为司法提供专门服务的事业单位和准司法机构，属于特殊的公益性法人机构。应当遏制和矫正鉴定机构过度市场化、趋利化、企 业化的倾向和趋势，要尊重鉴定机构的准司法与公益属性，促进鉴定机构健康科学发展。

　　鉴定机构要避免市场化，因为一旦有市场化的因素进来，就一定意味着鉴定结论会有倾向性，这是毫无疑问的，这就不符合鉴定的本质和它的属性，在这一点上，我建议应该尽快改革。

　　此外，我认为，还应该进一步完善鉴定结论的追责机制，要让鉴定人对于其出具的鉴定结论负责。

　　然而，如何追责、如何监督都需要一个法律的统筹，我国现实的情况是，司法鉴定领域缺乏一个系统的法律体系，许多管理规定都是一些零零散散的部门规章，并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合力。

　　记者：这也是您建议将《司法鉴定法》列入立法规划的初衷？

　　汤维建：在我国依法治国的大背景、大政策下，我们急需一部这样的法律来保证我国的法治环境健康发展。

　　因为，司法鉴定在未来我国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环境下，一定会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。

　　如果司法鉴定环节目前存在的种种问题不能得到妥善解决，一定会影响到我国依法治国的进程，这一点不可忽视。